北京决心打造中国的HHMI和贝尔实验室

中国的研发经费支出已经趋近于2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学术论文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但是近年来“卡脖子“事件频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令中国工业界和科技界省思，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创新体制机制出了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40余年来取得巨大成就，总结其中的一大智慧，是以增量带动存量、渐进式进行改革。如今，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战略，这一逻辑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进入深水区的科技体制改革中。

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存量”部分，科研事业单位最近一轮改革是1998年，242个科研院所转制为国有科技企业，此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率先在双轨并行基础上，以增量推进改革的是北大、清华等一批高水平院校，最近10余年来，通过施行 Tenure-track 制度，吸引优秀人才，建设交叉学科中心，稳健地为中国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可能。

近几年来，日益富足的地方政府，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在国家创新战略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双重需求推动下，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发展了一批“体制外”的新型研发机构，期待再次以增量改革的方式寻求创新发展的突破口。

云集全国最顶尖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北京，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率先动了起来。北京如何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领域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能否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应运而生，成了破局之作。

日前，《知识分子》走访了自2016年起陆续成立的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等新型研发机构负责人，探求这场创新变革的细节。

新型研发机构 “新” 在哪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方兴未艾，“民营经济能进入什么行业？民营经济可以有什么形式？”两个问题曾掀起一场激烈、持久的讨论。而今天，作为创新破局的新型研发机构，尽管多次写入国家政策文件，但在落地时究竟该采用哪种发展模式，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学者认为，新型研发机构的使命是做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平台，也有学者认为，其核心特征在于集成科研、孵化、资本等功能的创新创业综合体。在运营模式上，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贝尔实验室都曾了被点名借鉴的榜样。

面对这些讨论，曾参与创办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简称 “智源”）理事长张宏江直言，“中国的科研体系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认为只能有一个正确的模式，总要找一个看起来好的模式去跟，而把科研想得过于简单，不去区分技术转化、技术孵化、基础研究和工程实现等截然不同的需求。”他表示，新型研发机构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目前，智源便扮演着一个难以用任何已有模式界定的复合角色。在张宏江看来，智源像霍华德休斯基金一样慷慨解囊，希望找到并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流人才，在未来3到5年里作出一流的研究成果，为此不计任何短期经济回报地进行长期资助。同时也在通过组织举办各式学术讨论活动，促进开源社区建设和数据共享，推动建立人工智能的“智源生态”，并探索如何更好地转化、培育新技术。

在张宏江眼中，最终能够定义智源成功的则是十年后那些他们曾以各种形式支持的北京AI学者的确成为了各自领域的领袖人才。“如果有一天北京市出了一个人工智能方向的图灵奖得主，我想他一定会是我们曾经资助过的人。”

目前，像智源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主要来自北京市的科技财政经费支持，但享受着创新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即只要不用于捐赠、投资、赞助、罚款、支持在职人员学历教育等方面，如何使用，领衔的科学家说了算。

“新型研发机构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科研机构根本上还是科学家为主在决策。它是独立法人，没有行政级别，和传统的大学和科研事业单位不一样了。第二个，花钱的方式变化很大。同样是来自财政的经费，但新型研发机构相比传统科研机构，在花钱方面的自由度已经大大宽松了。同时它在招引人才方面的限制少了，能够较快完成国际化的过程。”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理事长金勤献说道。

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经过全球范围遴选的独立PI（Principal Investigator，研究者），无需项目申报即可获得长期资助。值得一提的是，脑科学中心在每项重大决策上也都实行“PI治所”，由PI自己牵头的委员会来完成讨论。目前脑科学中心招聘的9个PI中，有5个中国人，还有4个非华裔的外国籍，达到了罕见的国际化程度。脑科学中心联合主任罗敏敏诚恳地表示，“希望PI做一些难的、早期出不了活儿的但重要的工作，也希望他们多做学科交叉研究。” 与此同时，脑科学中心还得到了北京市科委指定的“合作经费”，与智源类似，承担着本领域协同创新组织者的角色，资助了北京市其他科研单位的56名研究人员5000万元进行合作研究，并协商共建技术平台、减少重复建设、促进资源共享以及推动转化医学发展。

在依靠政府财政支持这一模式之外，由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联合资助并建立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还成为了国内首个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建立的新型研发机构。在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丁胜眼中，GHDDI 有一个极为明确的目标，就是针对全球健康领域由于盈利困难、缺乏长期投入等种种原因而被大型药企忽略的疾病进行药物研发。

“所以我们的重心不会是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是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所面临的健康问题，并找出合理的科学方案。”丁胜表示，因此在人才和设备上，GHDDI 都是按照创新研发药企模式进行配置的，各研发团队负责人基本都是具有20-30年药物研发经验并曾做过多款成功药物的工业界人才。此外，GHDDI 后续通过知识产权所获得的商业回报将全部重新投入到中心的科研与运营中。

“新型研发机构可以有多种模式。但模式无非是一个工具和手段，做事情还是要以目标为导向。各个机构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它所在领域的具体挑战，是否真的需要新型研发机构来做。” 丁胜说。

在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看来，新型研发机构的革新之处正在于体制机制上 “不拘一格”。比如与国际接轨的治理模式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主任）负责制；具有人事权和经费使用支配权的独立法人制度；让领衔的战略科学家真正说了算，科研人员可以专注于科技创新工作本身，等等。

至于发展模式，许强向《知识分子》表示，在一些战略前沿领域，像量子信息、脑科学和人工智能处于关键突破前期，需要新的机制赋予新型研发机构一些能力，推动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形成一流成果。而在有些技术相对成熟、看得到应用的领域，可以通过需求导向、任务导向促进产学研更紧密的结合。

新型科研机构想要产生独特的价值，更重要的还是围绕人才创造出能够激发动力、鼓励创新的新体制。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的主流科研体制内，“写基金”申请经费都是科研人员在本职工作外必不可少的一项耗时耗力的重要事务，甚至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不能例外。而类似的痛点，在许强看来，正是新型研发机构着力解决的。“只要是国家战略需求、支撑未来重大技术突破和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项目，政府承诺给予稳定的支持。科学家们不必都去申报课题、填报表、答辩和频繁接受评估。”

在脑科学中心联合主任罗敏敏看来，“写基金”、年审不仅占用科研人员大量时间，还对年轻学者的发展尤为不利。一方面，一些青年人才刚刚归国，需要适应新的学术环境、安家置业，既不熟悉也没有时间和根基去申请国家经费；更为重要的是，基金申请往往要求科研工作者持续不断地去做以前做过的事情，每申请一个新方向都需要有数据和文章，已经拿到的资金资助也不能因为研究兴趣的改变而变更用途，这就导致大量青年学者在学术生涯初期便在一定程度上被“锁定方向”。

为此，罗敏敏十分欣慰当年加入机制灵活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我最早做博后的时候研究的是嗅觉，但很快转移了，到现在的奖励和惩罚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乃至神经药物开发。而我留在美国的同事基本都还在做嗅觉研究，需要不停地写 grants。” 如今，北生所那种不需要申请项目就可以获得长期（5-6年）稳定支持的模式被带到了脑科学中心和智源研究院，它们都鼓励科研人员“放长线，钓大鱼”，容许研究方向的重大改变，而不设置短期、硬性、定量的考核。“真正想看一个人工作的成效绝不是一两年就能看出来的，智源学者计划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宽松的环境做创新的工作。” 张宏江如是说道。

除了免除经费申请和使用的后顾之忧，脑科学中心还为研究者建设了一批高水平技术支撑平台，几乎不计成本地进行试验和技术支持，如由耶鲁大学前副研究员张力担任主任的生物信息和计算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教授张岱任主任的转化医学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前副研究员赵非任主任的载体工程中心等。“我们PI所获得的技术支持甚至可以说超过很多美国院士的实验室。” 罗敏敏言谈之间不无自豪。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才可以享受这些顶配新型研发机构优厚的待遇？用什么样的机制避免过去 “人才帽子满天飞” 的乱象？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机构负责人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国际化评估”。无论智源还是脑科学中心，这两座北京新型研发机构的背后都有包括图灵奖得主、诺奖提名委员在内的国际顶尖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对拟资助对象或PI进行遴选，以及入选后5-6年是否转为长聘制的审核。

在张宏江看来，有了这样的专家阵容坐镇，以单纯的学术标准而不考虑同事关系、社会活动、导师隶属、既往研究经费等其他任何因素去遴选，找到最聪明、最有潜力的学者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学术界都是要发论文的，真正一流的人同行都是看得见、心里清楚的。”

“过去评价科研人员主要看论文，但我们现在主要看国际同行评议，而且是综合评价，不仅看论文，也看研究的方向、选题和水准，是否有国际影响力，而且不是一年一评，而是5年评一次。” 许强就此对《知识分子》表示，这也是新型科研机构在评价机制方面的创新之处。

“唯论文”的弊端在这里被扬弃。罗敏敏举例说，脑科学中心在遴选PI时，会对候选人的论文进行深入阅读，以及针对论文同候选人进行详谈。但是，发表过很好论文的申请者也曾被刷下，因为深入的交流能够发现其在研究中的真实贡献或许并不大，也或是对于未来的研究没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多元化的人才队伍同样也在新型研发机构被充分鼓励，除了人才遴选无偏向性地面向全球科学家，脑科学中心还希望大量招收国际化的博士后人才，改变长期以来国内科研团队以研究生为主“干活儿”的局面。罗敏敏谈道，“如果一个实验室一直靠培养学生、不停换学生来维持运行，那么它就会受到这个PI的思维影响过深，都是老一套。”在他看来，在不同实验室完成训练的博士后不仅上手更快，也能够带来新的手段和思维，为实验室注入可持续的活力，而目前国内博士后2-3年要求出站的制度只能让人发些小文章、沉不下心来。

对于以药物研发为己任的 GHDDI 而言，同样为青年人才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学习和成长机会。丁胜表示，GHDDI 和大型药企最大的区别就是内部所有的项目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只要想学习，年轻人才的视野和经验累积不会只局限在一个项目内，同时扁平化的管理方式下没有大型企业僵化不动的领导岗位，保证了 “谁有能力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个人发展更快。

有稳定长期的经费支持，科研自主权重新回归科学家，营造最有利于人才创造力发挥和成长的环境，持续开放打通内外创新生态，是这些新型研发机构对于人才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自由与创新总是令人对未来无限的可能充满希望。然而对于历代改革者而言，这样的自由几乎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朝气蓬勃的乡镇企业很长时间内拿不到计划内的供给、银行的贷款，一片热土深圳特区一度是“要钱、要物，没有”。同样，今天的新型研发机构也因为“体制外”的身份面临着不少卡脖子的问题。

人才问题首当其冲。脑科学中心联合主任罗敏敏最大的心病不是科研经费给不到位，学术环境不够好，而是北京这座城市高企的房价与优质中小学校竞争激烈的入学名额，这些后顾之忧在PI层次还可以努力特事特办，但往往令博后等青年人才却步。

的确，体制内的高校可以向高水平人才轻松承诺子女入学优惠、退休待遇级别、住房补贴甚至福利分房等价值不菲的 “隐形福利”。而新型研发机构却连为PI招收研究生和博士后都需要挂靠在其他合作高校或研究机构下，房子、子女入学等问题更是困难重重。

同时，新型研发机构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招生指标也是一大痛点。目前仅有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这块诞生于2003年的体制外的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可以通过与北大、清华的联合招生项目培养博士研究生。近年来新成立的新型研发机构，不得不各显神通，暂寄他人篱下。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金勤献仍然非常看好新型研发机构的未来。“在当前阶段，一定要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因为它是体制机制最有活力的。同时这些机构没有传统研究机构的包袱，目标很清晰，科研文化一致，一定是科研投入产出性价比最高的地方。”

但是，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当前的新型研发机构还和欧美国家存在很多差距，无论是整体目标定位，还是具体研究方向的选择上，仍然在跟跑。“做成这件事情，一个特别优秀的领导者非常关键，也许就把一个机构带出来了。另外，一定要慢慢建立起竞争环境，提升各个机构追求高质量探索的动力，同时避免滥竽充数的机构挤兑资源、损害整体声誉。”

针对新型研发机构面临的挑战，许强坦言，目前处于刚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完善，有些问题是北京市层面可以解决的，也有些问题有赖于国家层面创新生态不断改善，包括国家实验室的建设，都可能是有力的推动。

“目前，北京市每年都将稳定支持新型研发机构20亿元左右财政经费。”许强告诉《知识分子》，“我们现在是5年一评估，至少支持10年以上。对于一个重点领域的研究，10年应该能看到一些成效。”

3月31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市长陈吉宁考察GHDDI新药研发平台和重点实验室。蔡奇叮嘱要加强国际合作，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大力开展科研攻关，培育更多新型研发机构，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成果和重大突破。

10年后的新型研发机构什么样？

“新型研发机构成功的标志，第一就是对全球顶尖人才的吸引力，能够源源不断吸引国际国内某一领域顶尖的人才，说明它的体制机制是被广泛认同的。” 许强说道，“第二，新型研发机构研究的进展和成果，应该能够走在世界前面。”

风物长宜放眼量。回到 “增量改革” 逻辑下最基本的问题，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出的优秀机制和科研创新范式的变革，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倒逼”传递到体制内？毕竟，只有从根本上激发中国科研基本盘的活力、吸引和壮大一流的科研人才队伍，才能真正让科技创新成为转换驱动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动能。